第二卷 · Volume II
圣殿的灰烬
公元前135年 — 公元425年 · 跨越约560年
核心问题：同一个宗教为何分裂成死敌？基督教究竟是犹太教的延续还是背叛？当圣殿在火焰中倒塌，谁才是"真正的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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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加比家族用生命赢得了独立，他们的后代用权力赢得了腐败。这是历史上最令人叹惋的循环之一：革命者如何变成他们曾经反对的那种人。
耶路撒冷，公元前76年。哈斯蒙王朝已经统治了近一个世纪。亚历山大·扬纽斯王刚刚死去，留给他的妻子莎乐美·亚历山德拉一个血腥的遗产——五万人在他的内战中死亡，八百名法利赛人在一天之内被钉上十字架，他在宴席上观看行刑。现在王国落入一个女人之手，而她最大的智慧，是承认她的丈夫有多错。
格拉兹对哈斯蒙王朝的分析，是一个关于革命如何自我腐化的精确解剖。马加比起义的创始人马他提亚和他的儿子们，是真正的信仰战士。他们为律法而战，为圣殿而战，为一种生活方式而战。但当他们赢得胜利、建立王朝之后，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就出现了：他们既是政治上的王，又是宗教上的大祭司——这两个角色放在同一个人身上，在以色列的历史逻辑里是危险的组合。
约翰·许尔卡努斯一世（前134—104年在位）是这个变质过程的转折点。他在军事上极其成功——他摧毁了革利心山的撒马利亚圣殿，占领了以土买（以东），并强制那里的居民接受割礼，改宗犹太教。这是一个在历史上极具讽刺意味的举动：就在几十年前，马加比人为抵抗强制希腊化而战；现在，他们却对以土买人强制犹太化。
但许尔卡努斯最重要的决裂，是他与法利赛人的分离。法利赛人是当时最有群众基础的宗教运动，他们的核心主张是口传律法与书面律法同等重要。他们和哈斯蒙家族本来是盟友——他们是马加比起义中一起战斗的同仁。但现在，一顿晚宴上一个冒失的法利赛拉比说了一句话，触怒了国王。大祭司职位是你母亲做了别人俘虏之后，你应该辞去的（暗示他的出身有玷污）。许尔卡努斯大怒，转向了撒都该派——贵族祭司阶层，法利赛人的宿敌。
许尔卡努斯的儿子亚历山大·扬纽斯（前103—76年在位），是哈斯蒙王朝黑暗面的极端体现。格拉兹对他的描述，使用了少有的道德直接性：他是一个把个人仇恨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人。
他与法利赛人的公开决裂，发生在一个极具象征性的场合：住棚节期间，他在圣殿里担任大祭司主持祭祀。按照法利赛人的传统，要把水倒在祭坛上作为节日仪式的一部分。扬纽斯故意把水倒在自己的脚上，以示对法利赛人这一传统的蔑视。围观的信众愤怒了，他们把手中的橙子和水果扔向国王。扬纽斯召来雇佣军，在圣殿院子里当场杀死了六千人。
这是一个民族在自己最神圣的节日里，在自己最神圣的地方，被自己的国王屠杀。从这一刻起，以色列的内战就不可避免了。格拉兹记录说，此后六年的内战中，约五万人丧生。最后，八百名法利赛人的领袖被钉十字架，扬纽斯把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在他们眼前杀死，同时自己在宴席上把酒言欢。
扬纽斯死后，他的妻子莎乐美执政（前76—67年），这是哈斯蒙王朝最稳定的时期之一——她任命法利赛人管理圣殿事务，恢复了法利赛传统。但她死后，她的两个儿子，许尔卡努斯二世和阿里斯托布鲁斯二世，开始争夺王位。内战再起。
就在这时，一个新的权力出现了：罗马。庞培正在东方扩张罗马的版图。两兄弟双双向他求援。庞培趁机于公元前63年攻入耶路撒冷，闯入至圣所（他没有带走任何东西——显然他也感到了这个地方的不寻常），宣布犹太地为罗马的属国。哈斯蒙家族的内耗，把罗马请进了犹太的历史。这是一个民族在接下来一百三十年里必须承担的代价。
"犹太的伟大与独立，与其说来自第一代哈斯蒙人的军事技能，不如说来自他们的远见和谋略；同样，她的屈辱和奴役，也与其说来自罗马的强大，不如说来自最后几位哈斯蒙国王的短视。"
—— H. Graetz，《犹太人历史》卷二，第四章
哈斯蒙王朝的堕落呈现了一个几乎在每个历史时期都会重复的模式：革命运动一旦取得权力，就面临"革命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的撕裂。他们通常以维护理想的名义做出背叛理想的事。你能想到其他历史上类似的案例吗？
他在同一个早晨与血染双手的新娘成婚，在围城战中建造了史上最壮观的圣殿。奥古斯都说："我宁愿做希律的猪，也不愿做他的儿子。"但那座圣殿，今天依然被所有人惦念着。
公元前37年，撒马利亚城。希律刚刚围攻了几周，手上沾满了居民的血。就在这里，他举行了婚礼——新娘是哈斯蒙公主玛丽安妮，他爱她，也怕她，因为她身上有他永远无法拥有的东西：正统的犹太血统。围城结束，婚礼继续。耶路撒冷还在等待。
希律的崛起，是理解这段历史的关键。他不是犹太人——他是以土买人，那个被约翰·许尔卡努斯强制改宗的民族的后裔。他的父亲安提帕特是哈斯蒙宫廷的谋士，极善于在各大势力之间斡旋。希律从父亲那里继承了这种政治天赋，并将其发展到了极致。
格拉兹对希律的判断非常精准：他是一个在自我强大与自我摧毁之间永远撕裂的人。当厄运降临时，他能从最惨烈的处境中爬回来。他曾流亡到埃及，克利奥帕特拉想收他为将军，他拒绝了——他仍然相信自己能回去当王。他去了罗马，在七天之内说服了安东尼和屋大维，让罗马元老院宣布他为犹大国王，并宣布他的哈斯蒙竞争者安提柯是罗马的敌人。
这是格拉兹称之为罗马给予犹太民族的"第二次死亡打击"——把一个外来的半犹太人、以土买人，送到犹太王座上，带着他一肚子的私人仇怨来统治这个民族。
希律娶玛丽安妮，既是政治婚姻（她是哈斯蒙公主，能给他带来合法性），也是真实的痴迷。但他对她的爱，是一种带有毁灭性的占有欲。
玛丽安妮鄙视他，并不隐藏这种鄙视。她知道他的出身，知道他用阴谋和罗马军队得到了王位，知道他杀害了她的亲属。希律每次要离开去执行危险的政治任务时，都会安排人在他死后立刻处死玛丽安妮——他不能忍受自己死后她会属于别人。
最终，他以谋反罪处死了她。格拉兹写道，处死玛丽安妮之后，希律陷入了一种类似疯狂的状态，不断呼唤她的名字，命令仆人去把她带来——他在杀死她之后，才意识到她是他唯一真正爱过的人。
希律的矛盾性格在他的统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一方面是历史上最优秀的建筑师之一：他重建的耶路撒冷圣殿，被同时代的人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建筑之一"。它的墙基用的是每块重达数吨的巨石，有些至今仍矗立在地面上——那就是今天被犹太人称为"哭墙"的西墙遗址。他还建造了凯撒里亚港，一个完全现代化的罗马风格城市；建造了马撒达要塞，悬崖上的宫殿堡垒；建造了希律堡，他自己的宏伟陵寝。
另一方面，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妻子的母亲、妻子的兄弟（高级祭司，他亲手把他按进浴盆溺死），以及他的三个儿子。奥古斯都皇帝听说他又杀了儿子，说了那句名言："在希律的王国里，做他的猪比做他的儿子更安全——因为他不吃猪肉。"
格拉兹的分析是：希律的建设成就和统治恐怖，来自同一种心理根源——他永远无法获得人民的真正接纳，而这种被拒绝感既驱动他用建筑来证明自己，也驱动他用恐怖来控制一切。他死于公元前4年，在他临死前五天，他还处决了自己的儿子安提帕特。全民把他的死当作半个节日来庆祝。
"他的谄媚者叫他'大希律'，但他的人民只认识他为'哈斯蒙家族的奴仆'。"
—— 基于格拉兹原文整理
希律的圣殿是用压迫人民的税款和强迫劳动建造的，但它成了整个民族两千年的精神核心。今天的"哭墙"，原本是希律的建筑工程。一个邪恶的统治者用压迫的手段建造的神圣之所——人们应该如何对待这种历史遗产？
在希律王的压迫下，在罗马的统治阴影中，有一种情绪在整个犹太世界蔓延——末世的期待。有一个人要来，他会改变一切。这种期待，制造了历史上最重要的那场运动。
希律宫廷，某一年的安息日。一群年轻人爬上圣殿的大门，用斧子砍下了罗马人安置在门上的鹰徽。希律病重躺在约旦河对岸的温泉里，得到消息后立刻抬着病体赶回来，下令将这些年轻人活活烧死。他们的老师——两个法利赛拉比——也被一起烧死。他们在火焰中宣称：这是他们甘愿承受的光荣代价。
要理解弥赛亚期待的世界，必须先理解当时犹太社会内部的宗教分裂。格拉兹用大量篇幅分析了两个主要派别的思想差异：
撒都该人是祭司贵族阶层的宗教。他们只接受书面的摩西律法，拒绝口传律法；他们不相信死后复活，不相信天使和灵魂的存在。他们的神学是一种贵族的、现实的、与现世权力紧密结合的宗教。他们是圣殿系统的受益者，因此也是罗马统治的配合者——只要能保住圣殿体制，他们可以接受任何外来统治。
法利赛人则是平民百姓的宗教。他们强调口传律法，相信死后复活，相信审判，相信天使，相信末日。他们把宗教从圣殿的垄断中解放出来，带到了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会堂。正是法利赛神学，为"弥赛亚期待"提供了神学基础：既然有末日审判，既然上帝终将介入历史，那么那个"受膏者"——弥赛亚——就一定会来，打败罗马，复兴以色列，恢复大卫的王国。
格拉兹还特别分析了第三个群体——艾赛尼人。他们不像法利赛人那样活在社会里，也不像撒都该人那样活在权力结构里；他们选择在旷野中建立禁欲社区，等待末世的到来。
艾赛尼人不结婚（至少部分群体如此），不积累财产，每天沐浴净化，过着严格的共同生活。他们的神学核心是：这个世界已经被邪恶统治，善恶的终极决战即将到来，义人必须保持纯洁以等待那一天。
格拉兹认为，艾赛尼思想对早期基督教运动有深刻影响——施洗约翰的沙漠洗礼仪式、光明与黑暗的末世对决、末日的紧迫感，这些元素在艾赛尼人的世界里早已成型。死海古卷的发现（1947年），事后证实了格拉兹的某些推断。
在这个末世期待的氛围中，有一个人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回应时代：希勒尔（Hillel）。他是公元前一世纪最伟大的拉比，据说是大卫的后裔，从巴比伦来到耶路撒冷求学，极度贫穷，却博学无比。
一个外邦人挑战他：如果你能用我站在一只脚上的时间，教会我整个律法，我就皈依犹太教。希勒尔的回答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全部律法，其余都是注释，去学吧。这句话，比耶稣的"黄金律"早了半个世纪。
格拉兹把希勒尔的出现，视为一种历史性的平衡：在狂热的末世期待横行的时代，他提供了一种温和的、关注此生的、强调人际道德的犹太教版本。但历史的走向，将由另一种声音来主导。
"弥赛亚期待"是一种强大的历史力量。它在极端压迫下让人们保持希望，但它也可能把人们带向灾难性的冒险。在历史上，有多少"救世主运动"因为绝望中的期待而诞生，又因为期待的落空而崩溃？你能列举几个不同文化中的例子吗？
格拉兹以犹太历史学家的身份，在1853年第一次将耶稣作为历史人物而非神学争论对象来写作。这一举动本身，就是一个历史事件。
迦利利，约公元28年。提庇留皇帝的总督本丢·彼拉多正在用铁腕管理这片土地。施洗约翰刚刚在约旦河边开始传讲悔改，人群从四面八方涌来，接受他的水礼。然后，一个来自拿撒勒的年轻木匠也来了，接受了洗礼，然后走进旷野四十天。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已经不再只是一个木匠了。
格拉兹在这一章的处理方式，在他的时代是极具勇气的。他既不接受基督教神学对耶稣的超自然叙述，也不接受当时启蒙主义者简单否定耶稣历史存在的立场。他采用的是严格的历史方法：把耶稣放回他所处的历史语境，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理解他。
格拉兹的基本判断是：耶稣是一个深刻的犹太教内部运动的领袖，他的思想根植于法利赛传统，他的末世信息呼应了他那个时代普遍的弥赛亚期待。他不是要废除律法，而是要彻底执行律法的精神内核。"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格拉兹把这理解为法利赛人的话语。
格拉兹相信耶稣来自拿撒勒，这是一个迦利利的小镇。迦利利是一个文化混杂的地区，犹太人与外邦人混居，比南方保守的犹大地区更开放。格拉兹记录：在迦利利，耶稣接触的不只是正统犹太社区，还有撒马利亚人、外邦人——这些在传统上被认为是不洁净的接触，形成了他"神爱万民"神学的社会基础。
施洗约翰的洗礼运动，是他进入公众视野的起点。约翰的核心信息是：悔改，因为天国近了。这个"末世紧迫感"，是耶稣运动的精神底色。耶稣在接受洗礼后，开始在迦利利传道——他治病，驱鬼，教导。格拉兹注意到，他吸引的主要是社会边缘人：穷人、税吏、妓女、麻疯病人。
《福音书》记载了大量耶稣与法利赛人的争论，这常被解读为"基督教对犹太教"的冲突。但格拉兹指出一个重要的历史细节：耶稣与法利赛人争论，恰恰说明他本人是在法利赛传统的框架内争论，而不是在拒绝这个框架。他批评法利赛人的是虚伪——把律法表演化，而非内化。这是法利赛人自己内部也在进行的批评。希勒尔学派与沙迈学派之间的论争，就充满了这种内部批评的激烈程度。
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最后一周，是格拉兹分析最为谨慎的部分。他驱逐了在圣殿做买卖的人——这是一个重大的象征性行动，直接挑战了圣殿经济体系及其背后的祭司贵族。这让撒都该祭司阶层视他为威胁，让罗马总督视他为潜在的骚乱制造者。
格拉兹对耶稣被处死的描述是冷静的。他认为，彼拉多的判决，从罗马的行政角度看是"标准操作"——一个在节日期间可能引发骚乱的宗教领袖，最好在骚乱发生前处理掉。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去，他的追随者四散。
然后发生了格拉兹作为历史学家无法完全回避的事：他的门徒宣称他复活了，这个信念点燃了一场运动。格拉兹的立场是：关于复活本身，历史学无法判断；但关于"复活信仰"的历史影响，历史学可以清晰记录——它把一个失败的弥赛亚运动，转化成了一个持续扩张的世界性宗教。
"犹太教给世界带来了这个运动的核心内容：一神论、道德律法、先知传统；但这个运动以一种犹太教无法接受的形式，将这些内容传播给了全世界的外邦人。"
—— 基于格拉兹原文整理
格拉兹在19世纪尝试把耶稣还原为一个历史人物——这需要穿越两千年的神学积累。今天，"历史的耶稣"研究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学术领域。一个人的历史身份与他被赋予的神学意义之间，应该如何区分对待？这个问题在其他宗教传统中同样存在吗？
他从来没有见过活着的耶稣。他曾是基督徒的迫害者。然后一道光让他从马上摔下来，他成了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宗教思想家之一——他把一个犹太教派变成了世界宗教，代价是切断了它与犹太教的脐带。
大马士革路上，约公元35年。扫罗正带着公会的逮捕令，准备打击大马士革的基督徒群体。突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摔在地上，听见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失明了三天。当视力恢复时，他已经是另一个人了。
格拉兹对保罗的分析，是卷二最复杂也最精彩的部分之一。保罗（希伯来名扫罗）出生于西里西亚的大数，是一个受过希腊化教育的流散犹太人。他在耶路撒冷向著名的拉比迦玛列学习，是一个狂热的法利赛人。在大马士革经历改变之前，他积极参与迫害早期基督徒，并同意了对第一个基督徒殉道者司提反的处决。
格拉兹注意到保罗的双重身份：作为流散犹太人，他从小就生活在希腊-罗马文化中，熟悉希腊哲学，能够用斯多葛主义的语言谈论灵魂和命运；作为法利赛人，他深谙律法的每一个细节。这种双重背景，使他成为把犹太-弥赛亚信仰翻译成希腊-罗马世界语言的最合适的人。
格拉兹对保罗神学的分析，站在一个犹太历史学家的立场上，毫不掩饰它对犹太教核心的挑战。保罗做了几件在犹太神学框架里都是革命性的事：
第一，他废除了饮食律法和割礼对外邦皈依者的要求。这是犹太身份认同的核心标志，放弃它意味着允许任何人成为"上帝的子民"，而不需要经历成为犹太人的过程。
第二，他发明了"原罪"学说。他把亚当的堕落解读为整个人类的遗传性罪恶，而耶稣的死和复活，是上帝替人类解除这个遗传罪的代价。格拉兹指出，这是一个完全陌生于希伯来宗教传统的概念——《圣经》里从来没有说亚当的罪传给了他的后代，每个人对自己的罪负责。保罗的"原罪说"，是他从自己的内心经历（他曾经迫害基督徒的罪恶感？）出发，在柏拉图的灵魂概念和犹太末世学的框架上建构的一套新神学。
第三，他宣布律法已经"过时"。这是最激进的攻击：他说，律法存在的目的是让人认识到罪，而不是让人依靠遵守律法得救；真正的救赎来自"信仰"，而不是"行为"。格拉兹认为，这个神学，从根本上是对犹太教的背叛——如果律法无关救赎，那么几千年的犹太生活方式就失去了意义。
格拉兹特别记录了早期基督教内部的激烈冲突：来自耶路撒冷的犹太基督徒（以雅各和彼得为代表）与保罗之间的根本分歧。他们认为，成为基督徒不意味着放弃成为犹太人；外邦皈依者同样应该遵守律法。保罗在安提阿公开指责彼得是虚伪者，因为彼得在犹太人面前遵守饮食律法，在外邦人面前又不遵守。
这场争论，是整个基督教历史上最重要的神学辩论，格拉兹认为它决定了基督教的走向：保罗赢了，基督教走上了一条与犹太教彻底分离的道路，成为一个可以在整个罗马帝国传播的普世宗教；而它的犹太根系，则被逐渐切断和遗忘。
"保罗为了吸引外邦人，设法摧毁了把基督教与犹太教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他对律法的攻击，也因此激起了一切有法利赛感情的犹太人的愤怒和反对。"
—— H. Graetz，《犹太人历史》卷二，第八章
保罗的神学转变（"律法vs信仰"）在西方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影响到了现代的世俗思想（人靠什么得到救赎/解放？是遵守规则还是内在的改变？）。你认为保罗是一个天才的思想创新者，还是一个背叛了自己根源的人？或者两者都是？
没有哪场战争是突然爆发的。罗马与犹太之间那场将摧毁圣殿的战争，是几十年屈辱、腐败和愤怒的积累。格拉兹逐一清点了那些压垮骆驼的稻草。
凯撒里亚，公元66年。罗马总督弗洛鲁斯命人从圣殿金库里取走了十七塔兰特的资金——理由是他代表皇帝收税。耶路撒冷人民的愤怒沸腾了。有人嘲讽地沿街传递一个碗，为"可怜的弗洛鲁斯"乞讨。弗洛鲁斯把这当作侮辱，命令士兵冲入城市，在富人区逮捕人——甚至一些罗马骑士阶层的犹太人也未能幸免，被鞭打、被钉上十字架。战争的导火线，就这样被点燃了。
格拉兹分析了罗马统治下的犹太社会，描述了一个积累着越来越多矛盾的系统。罗马采用的是间接统治模式——通过地方傀儡政权（先是希律家族，后是直接派驻总督）征税、维秩序。这种模式在原则上允许宗教自治，但在实践中，它创造了一个完美的腐败温床。
总督（Procurator）职位是可以购买的。买到这个职位的人，带着需要回收"投资"的心态来到省份。他们的时间有限，权力巨大，道德监督几乎为零。格拉兹逐一列出了几个最臭名昭著的总督：菲利克斯（Felix），他和弟弟帕拉斯一起，以勒索和腐败著称；费斯图（Festus），相对温和，但任期太短；阿尔比努斯（Albinus），几乎公开出售权力；弗洛鲁斯，上面提到的那位——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也记载说，他是公开的盗贼。
但格拉兹同样毫不留情地批评了犹太内部的问题。高级祭司的职位，在希律王之后，成了可以用钱买卖的商品。几个家族垄断了这个职位，用它积累财富和权力。他们用奴仆带着棍棒去抢夺属于普通祭司的什一税，让许多低级祭司几乎饿死。他们与罗马总督勾结，用腐败的货币维护彼此的利益。
格拉兹引用了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对这几个主要的祭司家族逐一进行了讽刺：他们是大祭司，他们的儿子是司库，他们的女婿是行政长官，他们的仆人用棍棒打人民……整个圣殿体制，已经成了一台为少数人压榨多数人的机器。
在这种压迫和腐败的双重重压下，激进运动兴起了。格拉兹区分了两个激进团体：
热忱者（Zealots）是有意识形态的革命者。他们的思想根植于马加比起义的传统——上帝是以色列唯一的王，向罗马缴税就是背叛上帝。他们不反对战争，他们欢迎战争，认为上帝必将在最终的对决中帮助以色列。
匕首党（Sicarii）则是恐怖分子。他们的名字来自拉丁语"匕首"（sica）——他们把短匕首藏在衣服里，在节日人群中刺杀罗马合作者，然后混入人群逃脱。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罗马人，还包括任何被认为与罗马妥协的犹太上层阶级。
当弗洛鲁斯的士兵在耶路撒冷开始屠杀时，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不是因为任何人策划了它，而是因为几十年的积累已经把它变成了必然。
格拉兹对这段历史的分析，将战争的责任同时分配给了三个群体：腐败的罗马总督、腐败的犹太祭司贵族，以及缺乏政治智慧的激进者。他的观察是："如果不是被内部的派系斗争所撕裂，犹太人的反抗很可能成功。"强大外敌的征服，究竟有多少是外因造成的，又有多少是内因造成的？
他是迦利利的犹太将军，在战场上投降了罗马，从此在皇帝的宫殿里写作。他的书，是我们了解这段历史的最重要来源——出自一个许多同胞视为背叛者之手。
约塔帕塔，公元67年。迦利利的最后一个抵抗据点陷落了。约瑟夫斯带着四十名战士躲进洞穴。他们决定自杀而不投降，商定了一个抽签顺序，由彼此残杀。约瑟夫斯后来声称，靠着"命运"或者"神意"，他是最后两个活下来的。他们放弃了自杀，向罗马人投降了。
约瑟夫斯（Josephus，本名约瑟夫·本·马提亚斯，即上文的"约瑟夫·本·马他提亚"）是这段历史中最迷人也最复杂的人物之一。格拉兹对他的分析，既承认他作为史学家的不可替代价值，也毫不掩饰对他行为的道德评判。
约瑟夫斯的出身很好：出自祭司家族，年轻时在耶路撒冷接受了最好的教育，甚至在罗马住过几年，见识了罗马帝国的威力。当起义爆发时，耶路撒冷的领导层把迦利利的防务交给了他——这是一个关键但几乎无望的职位，因为迦利利是韦斯巴芗的罗马军团进攻的第一目标。
格拉兹对约瑟夫斯在迦利利的表现评价复杂。他既没有选择英雄式的死亡，也没有公开投敌。他在约塔帕塔组织了相当顽强的抵抗，但最终失败了。他投降后被带到韦斯巴芗面前，当场预言他将成为皇帝——两年后，这个预言成真了。这给了他特殊的庇护，他从此生活在韦斯巴芗（后来是提图斯）的宫廷里，接受了弗拉维乌斯家族的姓氏，成了"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
尽管格拉兹对约瑟夫斯的道德选择保持批评，他也承认：没有约瑟夫斯的著作，这段历史几乎不可能被后代了解。《犹太战争》是一部精彩的历史叙述，包括对迦利利战役、耶路撒冷围城、城内各派系内战的生动描写，是唯一一部几乎当代（尽管有偏见）的历史记录。《犹太古史》则试图向罗马读者系统介绍整个犹太历史。
但格拉兹也指出了约瑟夫斯的系统性偏见：他倾向于美化自己的行为，丑化激进的热忱者，同时给他的罗马主人留下正面形象。他在书里描述韦斯巴芗和提图斯时，充满了几乎肉麻的赞美，而对那些坚持到最后的犹太战士，则时常带有蔑视。
格拉兹有一个精准的比较：如果说耶利米是用泪水记录第一次圣殿被毁，那么约瑟夫斯就是在皇帝的宫殿里记录第二次圣殿被毁——历史的讽刺是，恰恰是这个"叛徒"，让这段历史得以留存。
一个"叛徒"写的历史，有多大的史料价值？约瑟夫斯的选择（投降以求保命并得以记录历史）与那些坚持抵抗到底的人（英雄式的死亡，历史由别人记录），哪一种对这个民族的长远利益更有贡献？
公元70年的那个夏天，耶路撒冷同时遭受了两场战争——城外是罗马军团，城内是三个互相仇杀的犹太派系。格拉兹说，即便没有罗马人，他们也可能把自己毁灭。
耶路撒冷城内，公元69年冬。城内有三支武装力量：以利亚撒·本·西门控制圣殿内院；基斯卡拉的约翰控制圣殿外院；西蒙·巴尔-吉奥拉控制城市上层。他们互相攻打，烧毁了彼此屯积的粮食仓库——那是足以支撑城市围困数年的储粮。当提图斯的军团到来时，他们面对的是一座已经精疲力竭的城市。
公元70年春，提图斯率领约六万罗马军团抵达耶路撒冷。格拉兹描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反差：耶路撒冷从未如此繁荣、壮丽，也从未如此人满为患——恰恰在它即将被摧毁的前夕。逾越节吸引了来自各地的朝圣者，加上从迦利利逃来的难民，城内人口估计超过一百万，而正常时期的居民只有十五万左右。
提图斯的战略是围而不攻：建立完整的包围圈，切断所有物资来源，等待城内自我崩溃。他修建了一道长达二十五英里的围墙，完全封锁了城市。在城内，粮食开始耗尽，饥荒的景象骇人听闻——约瑟夫斯记录了有人生吃皮带、靴子，有妇女烹煮自己的婴儿。
经过几个月的攻城，罗马人突破了外墙，然后是内墙，然后进攻圣殿山。格拉兹对圣殿焚毁的记录，来自约瑟夫斯的目击描述，充满了历史的沉重感。
约瑟夫斯记载，提图斯本来不想焚毁圣殿——他希望把这座建筑作为战利品保留。但在激烈的战斗中，一名罗马士兵把一块燃烧的木材扔进了一个金窗，火势蔓延开来。当提图斯意识到时，圣殿已经无法扑救了。
这是公元70年8月9日，犹太历法的埃波月九日。这一天，也是巴比伦人在公元前586年焚毁第一圣殿的日期——历史学家对这个巧合的真实性存疑，但这个日期成了犹太日历中最悲痛的纪念日：提沙·贝阿夫（Tisha B'Av）。
圣殿的宝器——金灯台、摆列饼的桌子、祭祀的器具——被作为战利品带往罗马。那个场景被刻在提图斯凯旋门上，今天在罗马的城中心，那个浮雕依然清晰可见：犹太人扛着金灯台游行。两千年前的失败，被永久地刻在胜利者的纪念碑上。
约瑟夫斯记录：在整个战争中，有一百一十万人死亡（这个数字现代历史学家认为有夸大），九万七千人被俘虏出售为奴。整个城市被夷为平地——只留下一段城墙（西墙，即今天的哭墙）作为胜利的标志，以及三座塔楼作为罗马军营的驻地。大卫城、所罗门的荣光、马加比的血战——一切都化为瓦砾。
"耶路撒冷从来没有像她在末日前那样美丽和人口众多，也从来没有一座如此壮丽的城市，在她即将覆灭时，还能展现出如此惊人的活力与悲壮。"
—— 基于格拉兹原文整理
格拉兹在描述围城时，特别强调了城内三个派系互相攻打并销毁粮食仓库这一细节。他认为，这是比罗马军团更致命的因素。"内部的分裂比外部的敌人更危险"——这是一个历史的普遍规律吗？还是格拉兹为了某种论点而选择性强调了这个因素？
当提图斯的军团烧毁圣殿时，一个被人抬着棺材出城的老拉比正在建造一个没有圣殿、没有祭祀、没有国王的犹太教。他成功了，这是历史上最令人惊叹的制度创新之一。
亚夫纳城（雅布内），公元70年。耶路撒冷的烟尘还没有散去，一个叫约哈南·本·扎卡伊的老拉比已经在这个地中海边的小城建立了新的犹太精神中心。他是被学生们装在棺材里偷运出被围困的耶路撒冷的，因为热忱者不允许任何人离城。他见到提图斯，只求一件事：给我亚夫纳，让我在那里开办学校。提图斯没有意识到，这个"小请求"会让他的胜利变得毫无意义。
格拉兹对约哈南·本·扎卡伊的描述，充满了历史的敬意。在所有人都在为圣殿的焚毁而哭泣、哀悼、绝望的时候，这个老人看见了别人没有看见的东西：犹太教并不是圣殿，犹太教是律法；律法不需要圣殿，律法只需要人和书卷。
他的学生们为失去献祭而哀哭，他引用了先知何西阿的话："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他告诉他们：仁爱行善，可以替代献祭。这是一个神学上的革命性重新解释——他在用先知的话，替代了祭司的功能。
约哈南在亚夫纳建立了新的裁判所（Beth Din），以它为中心重建了犹太宗教权威。他保留了以前由耶路撒冷大裁判所执行的功能：确定新月和节日日期，处理法律争端，向各地社区发布宗教指引。重建的核心是：把以前只在圣殿里才能进行的宗教仪式，移植到会堂和家庭中——例如，吹公羊角（shofar）原本只在圣殿里吹，他允许在所有有裁判所的地方吹。
亚夫纳学院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收集和整理口传律法。亚夫纳的拉比们意识到，那些世代口耳相传的律法决定，随着每一个老师的死亡都在消失。在战争的动荡中，这种流失尤其严重。他们开始系统地记录和讨论各个法律问题，形成了后来《米示拿》的原始材料。
格拉兹特别提到了约哈南最出色的学生们：以利亚撒·本·许尔卡努斯，以直接传承的方式忠实保存了每一条律法传统；约书亚·本·哈那尼亚，更有弹性，善于根据新情况重新解释；以及最后成为整个拉比犹太教体系的真正奠基人之一的拉比阿基瓦——他将是下一章的主角。
格拉兹用一个简洁而深刻的判断总结了这段历史：约哈南·本·扎卡伊的贡献，是让犹太教在没有圣殿、没有国家、没有土地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存活并运作。他创造了一个便携式的精神国家——以学问为国土，以律法为宪法，以拉比为领袖，以会堂为首都。这个模式将在未来一千八百年里，支撑犹太民族穿越所有的流亡。
提图斯摧毁了圣殿，但他无法摧毁亚夫纳学院所代表的东西。格拉兹写道：约哈南通过那个"微不足道"的请求，"使犹太教比罗马帝国存活了更长的时间"——罗马帝国在几百年后消亡了，而亚夫纳学院所代表的拉比犹太教，延续至今。
约哈南·本·扎卡伊的选择——在战争中选择和平、选择谈判、选择建设而非抵抗——在他的时代是有争议的。热忱者会说他是懦夫和叛徒。如何评价这种"放弃当下，赢得未来"的历史选择？它是智慧，还是妥协？
一个年迈的拉比宣布一个革命领袖是弥赛亚。最终，三十五万人在这场赌注上献出了生命，一个古老民族彻底失去了自己的土地。
巴勒斯坦，公元132年。哈德良皇帝宣布，他将在耶路撒冷的废墟上建立一座罗马城市"埃利亚·卡皮托利纳"，并在圣殿山上建造朱庇特神庙。更刺激犹太人的是，他还颁布了禁止割礼的法令——这是对犹太身份认同的直接攻击。犹太世界的反应是爆炸性的。
格拉兹认为，拉比阿基瓦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犹太思想家。他的人生故事本身就很不寻常：他出身贫寒，四十岁之前是一个不识字的牧羊人。是他妻子的坚持（她卖掉了自己的头发资助他求学），让他进入了犹太学习的世界。他最终成为了拉比犹太教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建立的系统性法律诠释方法，奠定了后来《塔木德》的方法论基础。
格拉兹对阿基瓦承认西蒙·巴尔·科赫巴是弥赛亚的记录，带着明显的历史遗憾。阿基瓦是一个学者，他明白弥赛亚期待的危险性；但他也目睹了哈德良的政策，感受到了这个民族深入骨髓的屈辱。当一个强壮的军事领袖出现，以实力挑战罗马，他选择了相信。他引用《民数记》中"有星出于雅各"的预言，称巴尔·科赫巴（"星之子"）为弥赛亚。
巴尔·科赫巴起义，在最初的两年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他的军队占领了大量城镇，甚至在起义初期控制了耶路撒冷部分地区。硬币上印着"以色列解放的第一年"。哈德良被迫从帝国各地调集军队——据历史学家狄奥·卡西乌斯记载，多达十二个罗马军团参与了镇压。
但最终，罗马的压倒性军力取得了胜利。格拉兹对最后的据点贝塔尔（Betar）的陷落有详细描述：城池在围困一年多后，在一个内奸的指引下被攻破。城内的大规模屠杀随后发生。狄奥·卡西乌斯记载：约五十八万犹太人被杀，九百八十五个村庄被毁，五十座重要城市被夷平。现代历史学家认为这些数字有夸大，但那场灾难的规模是毋庸置疑的巨大。
阿基瓦被哈德良以散布弥赛亚思想的罪名逮捕。他在公元135年被处以极刑——用铁梳子刮皮肉的酷刑。格拉兹记录了他临死时的最后话语：他在受刑时大声诵读"申玛"（以色列！耶和华是我们的上帝，耶和华是独一的），声音平静。行刑者问：你的感觉在哪里？他说：我这一辈子诵读这段祷词，总是想着"尽你所有的心"——现在我终于有机会"尽你的命"了。他没有机会实践的，现在实践了。就在这个字上，他的灵魂离去。
起义镇压后，哈德良施加了双重惩罚：把耶路撒冷改名为"埃利亚·卡皮托利纳"，在圣殿山上立朱庇特神庙；同时，把整个省份的名字从"犹太"（Judaea）改为"叙利亚-巴勒斯坦"（Syria Palaestina）——用犹太人历史上的敌人腓尼基人/非利士人（Philistines/Palestinians）来命名这片土地，意在抹去这片土地与犹太人的历史联系。任何犹太人被禁止进入这座城市。这是格拉兹所说的"第三次流亡"——这一次，他们连土地的名字都失去了。
阿基瓦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但他宣布巴尔·科赫巴为弥赛亚的决定，直接参与了导致五十余万人死亡的悲剧。一个有智慧的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弥赛亚期待"究竟是力量还是危险？这个问题，在二十世纪的犹太历史中，以另一种形式再次出现了。
几个世纪以来，口传律法只能口耳相传——写下来被认为是对"传统"的背叛。拉比·犹大·哈-纳西在公元二世纪做了一件被保守派视为异端的事：他把一切都写了下来，并以此拯救了这个传统本身。
提比里亚，约公元200年。拉比·犹大一世（"哈-纳西"，"族长"）年事已高，他知道自己不会长寿了。他的学校里，数十年积累的口传律法讨论——来自数十位拉比的意见、争论、判决——正在逐渐散失，因为携带这些记忆的人一个个老去。他下定决心：必须写下来。
要理解《米示拿》编纂的革命性意义，必须先理解"口传律法"的神学地位。根据拉比传统，摩西在西奈山上不只接受了书面的律法（写在《托拉》里的），还接受了一套详细的注释和解释——这套注释不能写下来，必须由老师口传给学生，代代相传。写下来，就是把它固定化，失去了它活的弹性；不写下来，就永远可以根据新情况进行解释。
但口传的脆弱性在战争和流亡中暴露无遗。巴尔·科赫巴起义之后，大批拉比（包括阿基瓦和他的学生们）被杀，古老的口传链条断裂。格拉兹引用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阿基瓦死后，他的学生们说，"我们从老师那里学到的一切都消失了，就像那个时代一起消失了。"
格拉兹对犹大一世的评价极高。他是拉比权威体系中的"族长"（Patriarch，Nasi），也是与罗马皇帝建立了直接外交关系的政治人物。在他的时代，曾有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皇帝亚历山大·塞维鲁斯对犹太人相当友好，甚至把亚伯拉罕的肖像放在自己私室的神龛里。
犹大利用这段相对宽松的环境，完成了《米示拿》（Mishnah，意为"复述"或"学习"）的编纂。他和他的团队把各地拉比学校积累的律法讨论，按照主题分为六大部分（Sedarim），包括农业、节日、婚姻与离婚、民事损害、圣殿礼仪、洁净法规……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性工程，历时数十年。
格拉兹特别指出犹大的编辑智慧：他没有试图统一所有争议，而是保留了不同拉比之间的对立意见，即使这个意见最终不被采纳。这种保留少数意见的做法，在格拉兹看来，体现了拉比传统对思想多样性的根本尊重：一个问题可以有多个合法的回答，即使实践中只选择一个。
《米示拿》的完成，标志着拉比犹太教进入了新的阶段。它成为了此后几个世纪拉比们进一步讨论的基础文本——那些讨论和注释，最终形成了《塔木德》（巴比伦塔木德完成于约公元500年，耶路撒冷塔木德稍早）。
这套文本系统的深远影响，可以从一个角度来理解：在接下来的一千五百年里，无论犹太人散居在伊比利亚半岛、莱茵河谷、波兰、也门还是中国开封，他们都在研究和实践着从亚夫纳和提比里亚发展出来的同一套律法体系。《米示拿》和《塔木德》，是使这个分散在全球各地的民族保持精神统一的技术性工具。没有这套文本，犹太民族的散居生存很可能是不可能的。
《米示拿》的编纂，把一个活的口传传统固定为了文本。这是保护还是囚禁？固定下来的传统失去了活的弹性，但同时也获得了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传播的能力。在今天的信息时代，人类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当知识被"写下来"时，什么消失了，什么被保存了？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皇帝皈依基督教，颁布米兰敕令。被迫害了三百年的宗教，一夜之间成了帝国的国教。对犹太人来说，这是噩梦的开始。
罗马，公元313年。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宣布基督教获得完整的宗教自由。三十年后，他的儿子君士坦丁二世将基督教立为唯一合法宗教，关闭异教神庙。这个转变的速度令人头晕目眩——昨天的殉道者，今天成了特权阶级的守护人；昨天被贬低的信仰，今天掌握了整个帝国的强制力量。
格拉兹对基督教的国教化，有一段冷静但尖锐的历史分析。他指出，一个在被压迫时宣扬爱与宽容的宗教，在获得国家权力之后，以惊人的速度转变为自己曾经遭受的那种迫害的施加者。这不是基督教独有的悲剧，而是宗教与政治权力结合时几乎必然发生的变形。
对犹太人的影响是直接且系统性的。一系列法令相继颁布：禁止犹太人拥有基督徒奴隶（这实际上是对他们商业活动的严重限制）；禁止犹太人改宗基督徒（改宗被定义为"破坏"）；禁止犹太人与基督徒通婚；要求犹太人佩戴可识别的徽章；限制建造新的会堂……这些措施，一步一步地将犹太人从社会生活的主流中排除出去。
格拉兹花了大量笔墨分析早期教父们对犹太人的神学定性，因为他认为正是这些神学文本，为后来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反犹主义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
金口约翰（John Chrysostom，公元347—407年），安提阿的大主教，以口才著称，他对犹太人的布道是历史上最有毒的反犹文字之一。他宣布：会堂是魔鬼的聚会场所，比妓院更堕落；犹太人是杀死基督的凶手，被上帝永久咒诅；基督徒与犹太人有任何交往都是罪。他的布道在教堂里被朗读，在帝国各地传播。
格拉兹指出这套神学的政治功能：它把仇恨系统化、神圣化，使普通人对犹太人的暴力变得合理——如果犹太人是"上帝的杀手"，那么伤害他们就不是罪，甚至是义务。这套神学，在随后的一千年里，是欧洲每一次大规模反犹迫害的意识形态基础。
格拉兹以一个深刻的历史讽刺结束了这一卷。他指出：基督教最初的内容，是从犹太预言传统中汲取的；它传播到外邦世界的方式，是通过分布在帝国各地的犹太社区网络；它的圣书（旧约），是犹太人的圣书；它的创始人、他的十二个门徒，都是犹太人。
然而，这个从犹太传统中生长出来的宗教，一旦获得权力，就把这个传统本身视为需要压制的威胁。因为如果犹太教是正确的，基督教就失去了它神学上的合法性。所以，基督教国家的政策，从神学上说，必须是让犹太人可见但可怜的——他们的存在证明了基督教的预言成真，但他们的苦难证明了他们对上帝的拒绝。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神学逻辑，它把犹太人锁进了一个无法逃脱的陷阱：他们必须存在，但不能繁荣。
"先知耶利米在耶路撒冷的废墟中哭泣，结束了第一个历史时期；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在皇帝的宫殿里写作，结束了第二个历史时期。在第三个历史时期开始时，犹太人面对的，是一个手持十字架的世界。"
—— 基于格拉兹原文整理
格拉兹描述的这种模式——一个被压迫的宗教一旦获得权力就变成压迫者——是否是一个普遍规律？宗教与政治权力的结合，从历史上看，什么时候带来了好的结果，什么时候带来了坏的结果？有没有宗教成功地避免了这种腐化？
从哈斯蒙王朝的内耗，到希律王的恐怖统治，到圣殿的两次焚毁，到拉比犹太教的艰难重建，再到基督教国教化后新的压迫——这五百年是犹太历史最戏剧性的时代。它的核心问题，"谁是真正的以色列"，至今没有一个被所有人接受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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